中印同为海洋大国，且海洋经历颇为相似。遭受殖民侵略的不幸历史遭遇和海上门户洞开的惨痛后果使两国都意识到海洋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同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地缘政治属性使两国都能体会到维持海陆平衡的艰难；全球化浪潮下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的迅速提振又都为两国走向海洋提供了深层次的内在驱动力。在中印两国共同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印海洋战略转型、中印海军现代化建设、中印海洋互动、中美印海洋互动及中印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互动都成为各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就中印海洋互动而言，讨论中印海洋竞争及冲突者多，探讨中印海洋合作者则相对较少；而在近期中印边境摩擦及印度国内“反华排华”浪潮高涨的背景下，理性探讨中印之间的海洋安全合作更显弥足珍贵，兼具独特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川大学南亚和中国西部合作与发展研究中心邹正鑫撰写的《中印海上安全合作研究》一书详细论述了中印海上安全合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涉及这一合作的背景、现状、特点、影响因素以及加强合作的对策建议等重要内容，在附录部分详细探讨了印度“海洋花环”项目及印度海军的最新发展。本书详细探讨了影响中印海上安全合作的各项因素，并对进一步加强中印海上安全合作提出了较为完备而新颖的建议。笔者通读书稿之后，感到颇受启发，借此机会与各位读者分享一些读书感悟。
合作（Cooperation）与海洋安全（Maritime Security）是本书的两大核心概念，对这两个概念做一个简要辨析，有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印海洋安全合作。合作既是一种重要的国际现象，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对合作的阐释颇为经典。基欧汉将国际交往模式分为和谐、合作、争端三类，认为合作是介于利益完全一致的和谐与利益完全冲突的争端之间的一种模式，是国际关系的实质。基欧汉指出，合作是指行为体之间有着利益冲突，但在政策协调之后双方行为符合相互的利益，合作只有在既有利益冲突又有利益趋同的复杂情况下才会出现。基欧汉同时指出，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困境在于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的信息失衡及欺骗行为，而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提供有效信息、降低欺骗的可能性来协调行为体行为，增强国际间合作。
海洋安全是“安全”概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延伸。海洋安全大体可分为两类，即传统海洋安全（主要涉及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和非传统海洋安全（具体涉及海洋恐怖主义、海盗、海上走私、海洋环境等问题）。若从具体领域划分，海洋安全又可细分为海洋政治军事安全、海洋经济安全、海洋社会安全、海洋环境安全等。这些安全议题与海权、蓝色经济、海上安宁及沿海地区的人口活力等概念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海洋安全的不同侧面。对这些概念的理论化辨析虽然并不能完全对标实践性很强的中印海洋安全合作，却有助于构建海洋安全合作的思维框架，深入理解中印海洋安全合作中“合作困境”、“机制建设”等具体问题。
共同的海洋利益是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点，而具体的海洋安全合作则需在中印各自海洋安全战略框架的指导下进行。作者从印度洋海洋安全态势入手，分析了中印海洋安全战略的异同及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作者在正文部分对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着墨不多，但在附录部分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印度海军的最新进展，亦可将其视为作者对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某种透视。近年来，印度海洋意识显著提升，海洋战略加速转型，海军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尽管资金、技术、海陆协调等方面的问题依旧严重制约着印度走向海洋的步伐，但印度在海洋领域（尤其是海军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仍极为显著。正如作者所言，当前印度海军积极调整战略意图，努力打造一支均衡、合理的“远洋型”蓝水海军；采取自研与仿制相结合的模式，加快推进海军装备的现代化与国产化；积极推进海军外交，努力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印度维护自身海洋利益、加速建设海洋强国的种种举措本无可厚非，但是其中浓厚的“中国因素”却为中印开展海洋安全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印度战略界对中国与缅甸、巴基斯坦、泰国、斯里兰卡等国的正常交往合作颇为忌惮，认为中国试图运用“马汉”与“麦金德”相结合的方法从海陆两个方向同时进入印度洋。还有印度专家将中国进入印度洋、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联系的举措解读为“中国试图从印度洋上对印实施‘战略包围’”。尽管印度海军近年发布的海洋战略文件不像印度战略界那样大张旗鼓地宣称中国从海上“威胁”印度，但其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上的存在看法颇为负面。在这一背景下，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艰难性及曲折性可想而知。
作者在书中颇为详尽地梳理了近年来中印各个层面的海洋安全互动，包括两国政府高层间、科研机构间的海洋安全对话交流，舰艇互访、联合演习及反海盗护航等海军层面的海洋安全联合行动以及科技、海洋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海洋安全技术合作。单从形式上来看，作者对中印海洋互动的论述已涉及两国政府高层、外交部、海洋部门、海军、智库、高校、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的多个维度和多个层面；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印海洋安全互动在互动频次、互动规模和互动内容等方面均不尽如人意，作者也颇为犀利地指出当前中印海洋安全合作呈现出一种矛盾态势，即互动频繁但合作基础薄弱，合作领域广泛但实质内容有限，海洋合作框架脆弱且发展不充分，两国海洋安全合作易受国际政治环境及两国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中印两国政治高层有关海洋事务的宏观规划本来就少，而已签署的相关海洋文件及海洋科技合作项目也迟迟得不到落实，两国海洋安全合作停留在“只说不做”的层面。相比两国政府和海军层面在海洋安全合作问题上的踌躇不前，近年来中印智库和高校之间的海洋交流对话活动明显增加。但受近期中印边界摩擦、印度国内反华浪潮高涨及政府政策收紧等因素的影响，中印这一层面的海洋安全互动将逐渐遇冷也是可以预见的。
作者将有关“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讨论集中于印度洋地区。就笔者的理解，一方面这有利于作者集中思考论述印度洋上的中印海洋安全互动，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印在其他地区海洋安全合作相对较少所致。考虑到目前的情况，思考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时候，也可扩大地域范围，将“印太”作为为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地理范围。这种思路似乎也有一定可取之处。
诚然，“印太”概念由于美国的兜售和推广而大火，中国也无需“随美起舞”，但中国完全可以从自身战略考量出发，以“印太”视角来透视中印海洋安全合作。一方面，中印海洋利益交集涵盖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阔区域，从“印太”范围来考虑中印之间的海洋安全合作有利于通盘考虑中印之间的海洋问题，有利于确保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地域平衡性，避免因完全“聚焦”印度洋而引起印方的极度警惕。另一方面，中印在整个“印太”地区（尤其是是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合作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印度不关注太平洋水域。近年来印度将其“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其“印太”倡议正逐步规划成型，印度关注甚至逐步增加在太平洋水域的存在似乎不可避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关切印度合理海洋利益的同时，通过双边或多边方式推动太平洋上的中印海洋安全合作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塑造印度的印太观，加深双方对海洋问题的共同理解。
中印两国在海洋领域有共同合作的必要性、有海洋安全治理方面的迫切需求且两国在海洋领域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互助性，但为何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历经十多年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且后续深度合作缓慢乏力？这是困扰笔者的一个问题，也是作者在书中重点分析的一大问题。这里仅以海军演习为例来说明中印海洋安全的“合作困境”。作者在书中梳理了新世纪以来为数不多的几次中印海军联合演习，最近一次双边联合演习为2007年双方舰艇编队在黄海海域举行的联合演练，演习内容为灯光通信、旗语交流、队形变换等项目，中方的“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印方的“拉纳”号、“兰吉特”号导弹驱逐舰参加演习，演习规模小且演习内容相对基础。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双方鲜有单独联合演习，演习大都在多边框架下进行。相较而言，印度与美国、新加坡等国的海军演习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规模大、演习内容精细复杂。譬如，2018年11月印度与新加坡举行的第25次“新印海上双边演习”（SIMBEX-18）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首府布莱尔港、安达曼海及维沙卡帕特南多地举行。演习内容包括武器实弹演练（涉及多种型号的导弹发射、重型鱼雷、中程火炮及反潜火箭的发射）、先进的反潜作战演习、潜艇救援演练以及水面及防空联合作战演练。
对于中印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合作困境”，作者用一章内容详细分析了影响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各项因素，指出印度洋地区安全环境复杂、中印两国海洋战略各异且互信不足、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及理论缺失以及美国、日本、东盟等外部因素是困扰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关键问题。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中印两国海洋安全合作在对接方面的具体问题。譬如，有印度专家认为中印两国海军交流仍处于非常初级阶段的一大原因是，两国海军在发展方向、作战学说和战争思想方面极为不同，且两国海军在沟通交流及装备互通性方面也有一定障碍。这一论断虽未必全面，仍可帮助我们思考中印海洋安全合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加强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对策建议，该建议系统完备且不少具体措施颇为新颖，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强调通过加强海洋沟通对话、建立全面系统的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推动海上合作倡议与政策的对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充分利用多边平台和国际组织等举措来推动中印海洋安全合作。在建立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方面，作者系统阐述了海洋安全问题中从预警到处理的高层磋商机制、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亚丁湾联合巡航机制及海洋信息共享机制。作者的大体思路是在充分利用现有机遇和平台的基础上、以多边推动双边、以非传统安全问题、海洋经济问题及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为重点突破口、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方式加强中印之间的海洋安全合作。毫无疑问，这种思路有其可取之处，但在中印关系屡遇波折、中印海洋安全合作裹足不前的大背景下，要尽快推行这种全面方略似乎颇有难度。
笔者认为，可以“重点突破”、“自下而上”两种思路作为补充。一方面，印度社会复杂多元，各方利益诉求亦有区别，战略界对中国海洋战略的发展、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及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等问题的认知并非铁板一块。尽管批评质疑的声音居于主流，但也有学者认为“印度应充分考虑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利益关切”、“中国海军的加入可有效补充印度洋地区的集体安全力量”，甚至有学者指出，“为缓解中国的忧虑，印美可在恰当时机将中国拉入‘马拉巴尔’海军演习”。这种声音的存在为中印海洋智库和研究机构联合研究论证相关问题，进而推动中印在具体海洋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针对中印海洋利益多元、各方诉求多样的特点，中印可积极培育有各种行为体参与的海洋安全共同体（Maritime Security Communities）。海洋安全共同体由一体化理论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首倡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ies）概念演化而来，用于描述海洋领域各个参与方之间的一种理想合作形式。海洋安全共同体中的行为者通过日复一日的海洋参与、信息共享及行动协调来增进成员间的共同理解、培育成员之间的互信感及集体身份意识。海洋安全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国家之间的结盟关系，其认同感和集体身份意识是在实践性强的海洋互动中发展起来的，不失为安全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此外，海洋安全共同体虽会涉及高层次的政治外交活动，但其主要关切为中下层海洋安全从业人员与专家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海洋安全共同体虽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但仍有助于扩大中印之间共同的海洋利益、培育海洋认同感，从而夯实中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
选文由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助理解斐斐撰稿。本文仅代表原作者观点，文责自负，不代表本所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