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智库研究

智库又称思想库或智囊团，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家智库是19世纪末在英国创建的费边社。二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智库在美国得到迅猛发展，此后欧洲各国也出现了大量智库。到21世纪初，全世界的智库有一半分布在欧美。在此前后，亚洲国家的智库建设也逐步加速，东亚的中日韩和南亚的印度成为亚洲智库的密集区。相对中日韩智库而言，印度智库总的说来更善于应用英语进行研究与传播，与西方学界和智库的联系往往更为密切，再加上印度素有活跃的论辩传统，诸多要素汇聚在一起，进一步推动了印度智库的发展。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长期关注南亚特别是印度智库研究，课题组从2018年开始编撰出版“南亚智库概览”系列丛书，丛书最新成果《印度智库影响：机制、影响与案例》已于2021年10月出版。当前，新冠疫情继续肆虐，各国智库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莫迪政府已在印度执政7年半，印度智库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借该书出版之机，特撰此短文，与作者和广大读者分享一些阅读体会，并简要讨论一些个人感想。

日渐活跃的智库作用

智库与其他社科研究机构有一系列区别，最重要的是智库研究特别强调政策影响力。《印度智库影响：机制、影响与案例》的一大特点是，特别关注印度智库的政策影响渠道。作者认为，印度智库主要通过提出并推广政策思想、为印度外交和安全决策提供人才、为决策者提供政策交流平台、借助主流媒体传播智库观念及开展“二轨外交”等途径和方式来影响政策。其影响对象，既包括以总理及总理办公室、内阁、政府机构和政治官僚等所组成的直接决策团体，也包括以国会、利益集团、智库、媒体及公众等所组成的间接决策团体。上述说法也许略显抽象，但该书提供的一些生动事例，应该足以让人一窥智库的能量。

作者指出，2014年莫迪主政后，以马达夫为代表的印度基金会（India Foundation）频频参与印度对重大国际事件的应对。2017年9月，印度基金会一行随同政府官员赴厦门参加金砖会议，与世界和平与交流协会（World Peace and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开展智库二轨外交。无独有偶，莫迪2018年访问孟加拉国前，印度基金会又组织两国多位部长参会，印度铁道部长普拉布（Suresh Prabhu）公开强调，自己“不是以联邦部长的身份，而是以印度基金会主任的身份站在这里”。马达夫更是强调，印度基金会的活动并不限于“二轨”，而与官方活动同等重要，政府对此尤为重视。

近年来风头甚健的辩喜国际基金会（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VIF）是作者提供的另一个例子。2011年4月1日，与印度人民党关系密切的辩喜国际基金会组织了为期两天的“黑钱”研讨会。与会者包括基金会主任阿吉特•多瓦尔、印度瑜伽“大师”巴巴·拉姆德夫（Baba Ramdev）、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Anna Hazare）和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等人。4月5日，安纳·哈扎雷发起绝食反腐运动，指责政府纵容腐败，要求通过人民监察法，巴巴·拉姆德夫等人也从其他方向策应。此次绝食反腐一发不可收拾，印度全国各地纷纷追随，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令连续执政8年的国大党及其盟友灰头土脸，疲于应付，为其在2014年败选打下了伏笔。

如果只关注智库的选举影响，分析本可就此打住。不过，继续观察还可获得更多有趣发现。比如，参加这次研讨活动的人物后来纷纷成为风云人物。安纳·哈扎雷（Anna Hazare）虽逐步隐退，但反腐热情不减，2017年8月还致信总理莫迪，敦促政府实施《官员腐败调查法》（Lokpal and Lokayukta），抱怨“政府方面没有任何回复或行动”。巴巴·拉姆德夫（Baba Ramdev）继续与印度人民党及莫迪保持密切关系，在莫迪执政后获得丰厚回报，其瑜伽事业越发兴旺，旗下所谓健康产业也做越大，这其中当然也有政府积极发扬瑜伽、印医、印药等本土文化与产业的缘故。顺风顺水之下，拉姆德夫也越见膨胀，先是在2020年吹嘘推出了能治愈新冠肺炎的药物，后是在2021年上半年的惨烈疫情爆发中妄发议论，说什么现代医学愚蠢，乃至调侃新冠肺炎患者寻找氧气瓶是在犯傻，一时引发众怒，搞得颇为狼狈。辩喜国际基金会主任阿吉特•多瓦尔在2014年5月出任国家安全顾问，成为印度至今权力最大的国安顾问，至今仍是莫迪政府最位高权重的实权人物之一。凯杰里瓦尔则成为政坛黑马，在2012年11月创建平民党（Aam Aadmi Party, AAP），2013年12月居然以创党仅1年的平民党赢得德里地方选举，此后又在2015年和2020年连续两次在德里赢得地方选举，分别赢得70席中的67席和62席，搞得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这两大全国性政党几乎毫无招架之力。绝大多数议席在握的凯杰里瓦尔及平民党从2015年2月14日起在德里连续执政，甚至2021年初夏的新冠疫情危机也未严重冲击其执政地位，多次民调甚至将其列为有实力冲击总理宝座的人选：2021年9月对印度5邦81006人的民调将其列为莫迪和拉胡尔·甘地之后的第三人选（支持率分别是41%、11.3%和7.5%），而旁遮普民调甚至将其列为第一人选（支持率23.4%）。

由此可见，辩喜国际基金会2011年4月的研讨活动实际上汇聚了印度后来在国安领域、首都政治、传统医药产业和反腐运动等方面的头面人物。虽然不能说此次聚会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发展，但他们在此次密会之后纷纷进入事业上升期，可见此事确已成为其个人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此时的辨喜国际基金会确实是夤缘际会，风光一时无两，后来又先后有前陆军参谋长维杰、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阿尔文·古普塔等两任重磅主任，辨喜国际基金会主任一职俨然成为出将入相的阶梯。在印度政治史上，这应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

对外关系智库的政治化趋势

印度智库发展的新趋势是《印度智库影响：机制、影响与案例》的另一个关注重点。作者认为，莫迪政府时期的印度智库发展具有“旋转门”现象更为显著、智库与政府权力关系更加模糊、政党隶属智库发展势头强劲等四个新趋势。其实，以上提到的三个趋势可简单总结为政治化这个大方向，即一定程度上弱化乃至牺牲智库在研究与管理上的相对独立性和相对客观性，转以政府或特定党派的好恶为好恶的倾向。上述趋势在对外关系类智库中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是与印人党相关的智库受到重点扶持，发展异常迅速；另一方面是一批长期坚持“独立性”（虽说要大打折扣）的智库或主动或被动地搞起政治化。这里仅补充围绕国防分析研究所和中国研究所的两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借此简要说明上述现象。

2020年2月，印度政府突然宣布将著名防务与和战略问题智库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 IDSA）改名为曼诺哈尔·帕里卡尔国防分析研究所（Manohar Parrikar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 MP-IDSA），用以纪念近一年前逝世的莫迪政府前国防部长、2014年10月至2017年3月兼任研究所主席的曼诺哈尔·帕里卡尔。应该承认，在国防分析研究所的55年历史上，帕里卡尔并不是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主席，其任职时间也只有短短27个月，这就难怪很多人质疑更名之举并不公允。研究所执委会多名成员对改名之举表达了不同意见：或称不经执委会讨论直接改名有违程序；或称研究所享有盛誉，其名称是宝贵的无形资产，不宜骤然更改；或称研究所虽为政府智库，但二者仍应保持合理距离，不宜混为一谈；更有人直接表示，研究所不应卷入政治，以党派人物冠名有违政治中立。前所长乌代·巴斯卡尔则回忆了36年前的一段往事：1984年英·甘地遇刺前后恰逢研究所首任主席（时任国防部长）恰范（Y. B. Chavan）逝世，当时就有人建议研究所冠以英·甘地或恰范之名，但各方为了保持研究所的政治中立，坚持不以任何政治人物命名。

2021年7月，研究所召开全体大会（General Body Meeting），讨论改名事宜并改选执委会成员。研究所管理层在会议召开前密集游说各方，在大会上虽有12-14人发言支持改名，仍有7-9人发言表示反对，至少3位前所长表示不快，多人表示改名令人失望，强调此事关乎研究所的自主性。在投票环节，会议首次允许代投票（高达84票，大大超过现场出席票），这也就意味着要实名投票，由此最终通过了改名决议。但在这种环境下，反对票仍然占到了1/4左右。事后，前执委会成员、退役陆军中将普拉卡什·梅农（Prakash Menon）更公开撰稿，呼吁参会代表在按程序应于1个月后举行的二次投票中改弦更张。

团家族智库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联合行动

如果说上述讨论离现实比较远的话，《印度智库影响：机制、影响与案例》一书对团家族智库围绕《印度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的讨论就可以说是紧密联系现实了。莫迪政府2019年再次执政不到3个月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实际取消了克什米尔享有近70年的特殊地位。作者以此为案例，分事前和事后两个时段，剖析了团家族智库在事前设置议题并制造舆论，事后从事政策辩护并提出后续建议的独特作用。

作者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团家族年度会议共通过的51项克什米尔问题决议多数要求废除第370条；近年来，团家族众多成员和相关智库分工配合，各显神通，共同推进此事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作为团家族智库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研究中心（Jammu Kashmir Study Centre, JKSC）长期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和宣传活动，甚至在法院提出诉讼，坚持不懈地推动《印度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的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重大政策议题。2016年8月6-7日，印度基金会于在印控克什米尔的帕特尼托普（Patnitop）举办年度“青年思想者见面会”，讨论了包括克什米尔局势在内的系列问题。次年7月18-20日，国民志愿服务团在查谟举行全印宣教士大会（Akhil Bharatiya Prant Parcharak），查谟和克什米尔研究中心领导人主导制定了会议议程，印度人民党总书记、印度基金会主任拉姆·马达夫于大会第三天抵达参会，国民志愿服务团最高领导层审议了最高法院对第35A条的判决。2017年12月，印军在印控克什米尔围剿武装分子，当地局势急剧动荡，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在此时强烈发声，呼吁政府严厉制裁武装分子，重提废除宪法第370条，甚至要求武装夺取巴控克什米尔。这一系列行为进一步形塑了印度政府和社会在思考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为莫迪政府此后推出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的政策制造了更为强大的民意与舆论基础。

在莫迪政府正式废除宪法第370条后，团家族智库又纷纷发声，力撑政府决策。辩喜国际基金会迅速发布时评、文章、简报计13篇，为当局献计献策：有的关注克什米尔面临的内外挑战，认为其包括经济对立阶层不会罢休，难以避免“软性分离主义”叙事（soft separatist agenda），联合国大会要求“维持现状”的声明等；有的建议印方将讨论控制在国内层面，对内优先促进发展，立即启动投资、就业和赋权工作，通过福利事业争取农村支持；有的鼓励当局准备好应对巴方挑战，建议主动发起外交攻势来揭露巴“支持”恐袭的面目等。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则发布报告，在历数莫迪二次执政的头100天所做的100项重大决定之余，称赞莫迪政府的大胆举措令同一个国家、同一部宪法的梦想成为现实。穆克吉研究基金会则发布录入《同一个国家 同一部宪法》（One Country One Constitution）专集，收录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废除宪法第370条的辩论、政治文件、著作和讲话，以图“激起人们对进一步研究和传播废除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的真实叙述的渴望”。

政策制定一般会经历问题确认、议程设定、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6大步骤。前述讨论一方面清楚地说明了团家族智库对塑造、助力、辩护印人党政府政策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团家族智库在研究倾向和研究能力上的某种局限性，同时隐隐表明了团家族智库的两种基本类型：一种以研究为主业，以辩喜国际基金会为代表；另一种则以宣传为主，以穆克吉基金会为代表。由于此前提到过的政治化倾向，各家团家族智库围绕宪法370条的活动特别强调政策诠释与政策辩护，为此发挥了较大作用。不过，这种状况其实不无背离智库本质与初衷之处。需知，宣传工作固然重要，但这种工作或许最好由专业的宣传机构来做。让智库来做这项工作，必然表现出严重的功能错位，宣传上既不够专业，研究上也难以客观、全面、平实。最后的结果，往轻说是顾此失彼，往严重说很可能是两端皆失。

有趣的是，在团家族智库一片兴旺的现在，百年老党国大党的相关智库却鲜有耳闻，恰与两党的发展态势相映照。国大党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在谋求改变，3年前就有消息称国大党有意将拉·甘地当代问题研究所（Rajiv Gandhi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RGICS）打造为可与辩喜国际基金会抗衡的智库，不过进展似乎并不明显。实际上，国大党在智库建设领域绝非后知后觉，早在30年前就建设了拉·甘地当代问题研究所等机构，但其显示度和影响力仍有很大不足。未来印度两大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很可能会延烧到智库领域，后者也会有更大的机会来披露政党的思想倾向和可能的政策选项。另外，正如团家族内部是大一致与小分歧并存，众多团家族智库也不是铁板一块。对智库之间的观念、倾向和政策建议开展分析，也可成为了解团家族内部多元观点乃至分歧冲突的一个窗口。

结语

中印同为新兴国家，两国交流一度较为活跃，党政领导层交流颇多，但两国智库交流总体仍有不少欠缺。其实，印度智库活跃而多元，其研究活动、社会影响、政策建议和对外交流都有很多值得关注之处。中印智库理应加强交流，促进双方知识界和政策界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将来，中印或许有必要尽快补上智库交流这一短板，尤其是要加强和各大党派关联智库的交流。在中印关系较为僵冷的现在，加强智库交流或许也是两国管控分歧，促进了解，促进双边关系逐步回归正轨的一条可行路径。时至今日，国内在开展对印研究的时候，重政策、轻过程，重政府、轻智库的问题仍然比较常见。围绕这一亟需补上的短板，我们非常期待能尽早阅读到更多的深入研究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