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位于亚洲南部，印度洋北部，背靠喜马拉雅山脉，西侧为阿拉伯海，东侧为孟加拉湾，东南隔保克海峡与斯里兰卡隔海为邻，西南为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印度属于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从陆地的角度看，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处于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将其阻隔为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单元。从海洋的角度看，印度地理位置中的海洋性突出。一是印度东西南三面临海，呈锥形深入印度洋1600多公里。二是印度拥有22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相当于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加上具有经济开采权的海底区域，印度可管辖的海域面积甚至超过陆地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印度”可谓名副其实。三是印度海岸线漫长（全长7500多公里），岛屿领土分布广泛，位于印度东西两侧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与拉克沙群岛战略位置重要。四是印度正好位于北印度洋海上交通线的中段，这使其在印度洋海洋贸易中拥有巨大的地缘优势。由此观之，陆地的阻隔性及海洋的通达性使印度有面向海洋发展的深层次动力。但是印度独立以来在海洋领域的总体表现并不算亮眼，这既有印度外部安全环境的制约，又受印度国内局势及政治精英战略观念的影响。
近年来印度各界对海洋日益重视，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呈加速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印度先后推出或重启了“香料之路计划”（Project Spice Route，2011年提出）、“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2014年提出）、“海洋花环”项目（Sagar Mala Project，2014年重启）、“印太海洋倡议”（Indo-Pacific Ocean Initiative，2019年推出）等一系列海洋倡议及项目。另一方面，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在战略规划、体制变革、军备发展及交流合作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2019年莫迪政府再次胜选后推动的大规模海洋军事体制改革尤为引人注目。印度对海洋的重视在其战略高层表现得尤为明显。时任印度海军参谋长多万（RK Dhowan）在海军于2015年发布的《印度海洋安全战略》（Ensuring Secure Seas: Indian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中明确指出：“21世纪对印度而言将是‘海洋世纪’，海洋将在印度的全球复兴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曾祥裕副教授的《印度海洋安全战略：政策规划与实践》一书既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及其对华影响与对策研究”（14CGJ006）最终成果，也是作者近年来追踪研究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发展演变的最新成果。本书全面考察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规划、海洋安全体制、海军的国际合作及印度与相关海洋大国的海上安全互动，并高度关注印度版“印太海洋倡议”及印度海洋军事体制改革的最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秉持中国立场，深入分析中印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分歧矛盾和共同利益，积极探索中国的因应之策；并通过总结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经验教训思索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发展路径。本书对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分析全面且深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开拓读者的视野，加深对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理解。在此笔者抛砖引玉，与读者分享一些读书感悟。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实质及内容是人们长期关注的焦点，学界和战略界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学者们对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界定较为宏观抽象，其观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印度多数政治精英和学者倾向于运用考底利耶（Kautilya）的圈层式曼荼罗（Mandala）体系界定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即印度以自身为中心，通过划分安全战略圈（曼荼罗圈）的方式由近及远地确定其海洋安全利益，谋划印度应扮演的角色。二是将印度海洋安全战略视为印度版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詹姆斯·R·霍姆斯（James R. Holmes）等学者认为印度战略精英参考美国模式——门罗主义来构建其海洋战略。在“搭便车者”、“治安官”和“铁腕强人”三个不同版本的门罗主义中，当前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属于“治安官”式门罗主义，即印度海军会以温和型地区海军的面貌出现，并能够在本地区重要水域维护自身的地区霸主地位。三是将印度海洋安全战略视为“印度洋控制战略”。这种观点在学界较为普遍，认为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印度试图主动塑造印度洋地区事态，将印度洋变为“印度之洋”。
相较而言，印度官方的海洋规划文件则对印度海洋战略进行了细致的划分。2007年的《印度海洋军事战略》（Freedom to Use th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将印度海洋战略划分为三个子战略，2015年的《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则将其进一步细化为五个子战略。这种界定方式全面周详、无所不包，但却没有轻重缓急之分；更是重要的是，印度官方规划文件中海洋安全的各子战略之上并没有一个总体战略，这使得对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观察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正是意识到上述界定方式的不足之处，作者采取一种更为综合平衡的方法来分析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内涵。一方面，作者从印度海洋政策规划的一系列原始文件入手，系统全面地分析了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五大子战略，即专注战时的冲突战略、侧重海上力量平时运用的威慑战略和塑造积极有利海洋环境的战略、关注大陆沿海和近岸区域安全的海岸与近岸安全战略以及侧重海上安全力量培育与建设的海上力量与能力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作者还对2007年版《印度海洋军事战略》与2015年版《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中的各大子战略进行对比分析，凸显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作者在分析五大子战略的基础上探讨了印度海洋安全的总战略。作者认为与印度早期激进派海权思想家潘尼迦（Kavalam Panikkar）、韦迪亚（Keshav B. Vaidya）等人不同，印度独立后的海洋安全战略大体上由务实派主导，关注印度现实国力与战略雄心之间的矛盾，通过“远近结合”、“软硬结合”、“虚实结合”的思路规划其海洋安全战略，试图在满足核心目标的同时适当兼顾非核心目标，既塑造有利格局，又避免国力透支。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界定虽未超出已有研究范式，但其“分-总”结合的分析思路既有助于了解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各大要素，又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总体特征，深入理解印度煊赫的海权形象与有限海权实力之间的内在张力。
全面考察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具体落实机制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系统分析了印度海洋层面的法律体系、政府体制、执法力量、军事力量等海洋安全体制，并对印度海权发展的支柱力量——海军着墨甚多。作者用两章篇幅专门探讨印度的海军建设和海军国际合作，引起笔者浓厚的兴趣，特在此专门讨论。
印度海军渊源深厚，可追溯至英印殖民帝国时期的海军。1947年印巴分治后，原皇家印度海军一分为二，划归印度的海军力量成为当代印度海军的雏形。独立之后印度政治精英长期关注北方陆地问题，南方海洋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这导致印度海军长期发展缓慢，海军人员和经费在三军中占比都很低，被称为“灰姑娘”部队。但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有着浓厚的海洋大国情结和远海海军追求，这种思路在印度早期政治精英尼赫鲁、潘尼迦的著述中表露无疑。在实践层面，印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从英国购入航母，打造远洋作战力量，成为二战后亚洲最早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受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企业号”综合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印度又大力发展潜艇部队，增强其海洋拒止能力。长期被忽视与海洋大国情结浓厚二者并存，使印度海军的发展呈现出颇为复杂（甚至是矛盾）的奇特局面，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印度海军发展长期不均衡。
作者对印度海军发展不均衡有较深认识，并从有形的军力建设和和无形的国际合作两方面入手，着重考查组织预算、军力装备、先进军备建设、军备研发与军工体系、海军外交、联合海军演习及对外海军军备合作等印度海军软硬实力的各个层面，表现出若干突出特点。第一，详细介绍了印度海军的指挥体系和主要海军基地，并重点分析了印度海外岛屿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战略价值和海军建设情况。第二，结合海军技术军种和装备军种的特性，详细考察了印度近20年来海军军费的发展变化，并重点分析印度海军军费结构与印军总体经费结构之间的差异，关注印度海军军费资本性开支（主要是海军现代化经费）的变化趋势。第三，介绍梳理与分析研究相结合，既介绍印度海军基本的军力现状、装备情况、军备研发体系及军工体系，又详细分析印度海军军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重点关注印度海军装备国产化项目的最新进展，分析“印度自力更生”政策下的国产化新举措。第四，重点关注海军外交、联合演习及军备合作等海军层面的国际合作，详细分析其具体成效。作者认为印度海军在无形国际合作层面成绩不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身硬实力的相对不足。通常来讲，海军软硬实力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可为一国海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但对印度而言，海军经费人员不足、海军结构不均衡、海军军备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较弱且军备国产化进展缓慢等因素都严重制约着印度海军的硬实力，这与其较为成功的印度洋海权国形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软硬实力不相匹配的情况不仅有可能误导民众和决策者，加剧决策偏差的风险，而且也预示着海洋印度的崛起并不会一帆风顺。
近年来印度加快海权建设的步伐对在印度洋地区有重大经济、战略、安全利益的中国有何影响？比邻而居、同为新兴海权国的中印两国在海洋领域能否相互包容，实现共同崛起？同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印度在发展海权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资中国借鉴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不仅是笔者极为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作者在本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
对于中印在海洋安全领域是竞争还是合作，作者并没有简单给出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从利益角度出发探讨两国在海洋安全领域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同为新兴海洋国家，中印两国海权正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双方对对方海洋影响力的提升疑虑重重、两国海洋倡议对冲风险加大且两国极易受大国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印在维护海上通道畅通、维护印度洋地区稳定、强化海洋治理以应对新型挑战、构建更合理海洋秩序及开发蓝色经济等方面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作者认为中印在海洋安全领域中的这种复杂关系既需要两国积极探索合作机会，又需要有效管控分歧；对中国而言则需要在培育共同利益、加强对话交流、管控海上分歧及第三方因素等方面做更多工作。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益成型、印度国内“反华排华”浪潮持续高涨、中印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背景下，作者这一理性思路更显得难能可贵。
诚然，作为海权提升明显较快的一方，中国有更大的责任和能力来引领中印海洋安全关系的发展。但鉴于中印关系的极端复杂性，笔者认为应将有效管控分歧置于中印海洋安全关系最优先的位置。当前中印在海洋领域并无直接现实冲突，但双方潜在的分歧矛盾仍不小，且中印在其他层面的矛盾冲突有向海洋领域扩散的风险。若无法有效管控海洋分歧，这种分歧矛盾有可能会牵动整个中印关系大局，进而导致中印间对话交流机制失效，双方辛苦培育起来的共同利益亦会清零，这对中印两国乃至整个印度洋太平洋水域的安全稳定都是极为不利的。
在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对华启示方面，作者见解独到，观点极富启发意义。作者认为，在海权建设方面印度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经验方面，印度在兼顾军备建设与海上安全合作、拿捏对外海上安全合作分寸、突出国际合作中的“印度中心”地位、充分利用公私部门及境外企业加强印度军备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教训方面，印度海洋安全战略规划与实际海权能力存在脱节，海洋安全机制复杂分散，对外联合演习频次过高，海军装备过于庞杂且自身技术能力提升缓慢。在厘清印度海权建设优势与劣势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中国应借鉴印度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国情，从加强顶层规划、加强对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应对、积极利用海军对外交往及统筹海军军备建设几方面优化自身海洋安全战略。
在此笔者仅就“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谈一点看法。21世纪崛起中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这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一百多年前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Eyre Crowe）对英国的谏言仍富有启发性。1907年1月，克劳在著名国务文献《克劳备忘录》中指出：“英国对外政策必须始终与大多数或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的首要利益及核心利益相一致……如此，掌握海上优势的英国才能避免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加以推翻的危险。”尽管中国当前面临的局面并不能完全对应英国当年的形势，但这一思路仍可为中国“海洋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借鉴。在海洋领域，中国海上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及海军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已引起有关国家的疑虑，而中国在东海及南海与相关国家的海洋纠纷更使中国面临艰巨的海洋维稳任务。对于这种困局，作者另辟蹊径，建议从暴力性较弱的“软性”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相结合，大力关注海洋污染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及渔业可持续发展等海洋治理问题，并以此形成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一大特色。从实践层面来看，这一建议颇为可行，既可改善中国自身海洋环境、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又可减轻外界疑虑、凝聚全球共识、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实质内容。
印度能否在21世纪这一“海洋世纪”中实现崛起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毫无疑问的是，海洋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和具体成效将是印度实现海上崛起的关键要素。这其中不仅牵涉印度自身的战略规划和实践，更涉及到印度与周边国家及相关大国的海上互动。印度已提出“印太海洋倡议”，启动大规模海洋军事体制改革，这为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些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种种弊病仍是一个未知数。从海上互动的角度来看，印度与周边中小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逐步加强，海洋关系日益加深；印度与美、俄、欧、日等地区及国家之间的海上安全互动虽有分歧矛盾，但总体效果较好，这在一定程度上颇为符合尼赫鲁争做“有声有色”世界大国的定位。然而，印度与两大邻国即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海上安全互动并不算顺利。中印海洋关系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印巴海洋关系则具有鲜明的竞争对抗色彩（尽管作者认为“对巴性”已成为印度海洋战略思维中的一大思维定势，但作者对印巴海洋关系并未做过多论述，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缺憾）。大国崛起首先崛起于周边，向海发展的印度如果无法理顺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海洋关系，其海上崛起之路必定坎坷。
选文由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助理解斐斐撰稿。本文仅代表原作者观点，文责自负，不代表本所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