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伯杰博士首先回顾了中印关系的历史，然后就中印边界问题、中巴关系、印度核问题以及中印经贸合作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狄伯杰博士认为：中印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如果边界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中印双边关系将发挥不出其真正的潜力。现在，边界争议已经发生，两国不应该只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中，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重要的是如何展望未来。在回顾中印边界的历史时，狄伯杰博士认为，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当时中印双方都没有真正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而产生了误会。他认为，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位领导人在60年代和80年代提出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揽子计划是最可行最合理的方案，但是，印度当时没有接受，犯了很大的错误，以至错失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机会。在谈到西藏问题时，狄伯杰博士认为，西藏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但由于目前达赖集团毕竟还在印度，这也就成了一个问题。印度政府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赖应该早日回国。在中巴关系和印度核问题上，狄伯杰博士强调，中巴关系的发展不应成为发展中印关系的障碍。印美民用核合作协议签署后，中国如何看待印度的核开发，是印度比较关心的一点。最后，狄伯杰博士发表了对中印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些看法，他认为，中印经贸合作有很大的潜力，但是，与中美、中日和中韩的双边贸易规模相比，目前中印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还很低。中印经贸合作可以发展一个很大的空间，如在能源合作和边境贸易等方面都有合作的机会。这样的合作不仅可以促进双边关系，而且也能增进相互信任。

狄伯杰博士发言结束后，我所文富德教授和杨文武博士就中印边界问题、中巴关系和中印自由贸易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文教授很欣赏狄伯杰博士的一些观点，但同时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平衡的，中国既要发展中巴友好关系，又要保持中印关系的发展，中巴关系不可能不保持，中印关系也应尽可能的发展。他同时认为，印度政府对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发展的限制，使中国及国内民众对印度的信任产生影响，这很伤中国人的感情，印度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杨文武博士认为，中印之间虽然找到了两国发展关系的切入点——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但是，在经贸交流中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对等性。他同时认为，中印经济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很多人只关注两国的经贸合作这一个方面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印两国可以在贫穷，教育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尹锡南博士就中印关系中文化因素的问题与狄伯杰博士交换了看法。尹锡南博士认为中印两国都是伟大的文明，仅仅在中印边界和经贸等问题解决了是不够的，文明间的对话是很有必要的。狄伯杰博士对印度国内的学者和民众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看法进行了阐述。

狄伯杰博士还与我所研究生进行了交流。

之后，我所常务副所长李涛教授总结指出，中印之间应该求同存异，关键是怎么求同。中印两国都是东方的大国，两国文化有很多共同点。如果中、印两个亚州最大国家能基于地缘文明而建立亚洲文化圈，那么两国人民将会更深刻的理解所面临的难题，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最后座谈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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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伯杰（B.R.Deepak）博士是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印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汉语言研究；发表6部专著（其中2部是关于中印关系）和15篇论文。1993—1998年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获博士学位；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学习中文；2001—2002在英国斯特大学管理学院（Lancaster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学习工商管理；2002—2003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李俊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