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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印战略对接——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与印度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对接研究》

发布时间:2022年04月17日编辑:王雪芬 李建军来源:南亚评论微信公众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渐提升,中国模式逐渐成形,中国声音越来越响亮。在推动国内发展和国际参与的过程中,中国也向世界贡献了“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理念和具体方案。

印度也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升同样清晰可见,重要性不容小觑。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经济上,经历了以混合经济为特点的“尼赫鲁模式”、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拉奥-辛格”经济改革以及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主张。对外战略上,发起过“不结盟”运动,提出过“古杰拉尔主义”,推动了从“东向”战略到“东进”战略的转变。近年来,印度又形成了“莫迪主义”和“莫迪经济学”等新理念和新方案,其发展正走向新的阶段。

国际战略对接是中国提出的新概念,以共生论为思想源泉,以中国自身经历为指导。对比中印两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印发展理念与方案有若干相似之处,两国理念和战略对接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若能实现中印发展理念与战略对接,不仅有益于两国进一步增强实力并提升国际地位,对地区甚至世界发展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印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对接显然不是个简单任务,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成为一项领先性与挑战性兼具的重要课题。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长期研究中印关系,南亚所张立副教授的新著《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与印度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对接研究》主要讨论中印两国发展理念与具体方案,以及两国理念与方案的对接的目标模式、具体挑战等重大问题,对如何有效推进中印理念和战略的对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在中印两国发展深受世界经济衰退和新冠疫情拖累,两国关系因各种原因面临困难已有两年之久的现在,该书表现出极大的学术开创精神,为有效应对两国合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并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提出了颇富现实意义的五大建议,即坚持基本性的指导原则、积极推动中印理念目标趋同、提升对接伙伴关系管理、防范印度“战略摇摆”中的对华“对冲”失控、做好增信释疑的信息沟通工作等。该书对中印理念与战略对接进行了深入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性,也为推动两国合作提供了新的视野。借此机会,这里谨就两个具体问题与作者和广大读者分享探讨。


中印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对接的有利因素

中印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对接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课题,我们不妨举个简单的例子来帮助理解。甲乙两地欲共建一条铁路。在修建之前,我们需要考察两地之间是否能修通铁路,这可以理解为中印对接的基础。为什么要修铁路就相当于对接的动因,而修一条什么样的铁路就是对接的目标,怎样修建铁路则可理解为对接的具体模式。

中印两国是否具备战略对接的基础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两国具备实现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对接的物质实力基础。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新中国成立后,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较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如今,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印度的经济发展虽有波折,但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1947年独立后,尼赫鲁带领印度建立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力图摆脱殖民统治导致的畸形经济格局。20世纪90年代,印度又开展了“拉奥-辛格”改革,旨在推动经济自由化并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2014年莫迪执政后,“莫迪经济学”又引起广泛关注,其三大发展战略支柱——“印度制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使印度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气象。

其次,中印发展战略对接具备理念支撑。中印分别提出了诸多独到的主张。面对全球形势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其三点基本内涵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理念起初针对的是中美关系,但将其延展至广义上的大国关系也是合理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是得到伙伴国的积极响应,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方面,莫迪政府也进一步实施“东进”战略,提出“亚非增长走廊”、“地区同安共荣”等构想。这些想法并不都是有建设性意义的,但的确蕴含了一些有助于地区合作的元素。如果对其进行认真梳理,就有可能为中印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一些有益启发。

具备了基础之后,还需要具体的动因来促成两国的双向对接。《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与印度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对接研究》一书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析,指出国际战略对接通常受共同利益、意愿偏好、能力与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就中印战略对接而言,这种对接可创造一系列利益,包括避免不必要的战略对撞或战略冲突、创造新的经济福利、加强两国沟通、增强互信并缓解安全困境等;还可在国际政治领域形成合力,增强中印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作者对国家执政精英战略认知与价值偏好的剖析富有启发性。从近几十年的形势来看,中印两国的合作偏好总体趋于稳定:两国领导人在20世纪70-80年代推动双边关系走出低谷,实现正常化;在20世纪90年代达成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继续着眼于两国的发展大局来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向前;步入21世纪后又推动中印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崛起助力,也增添了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的信心。当然,国家战略能力仍然是影响中印对接的最主要变量。作者强调指出,中印都有较强的国家战略能力,有条件从大处着眼来采取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性举措。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印度政府也于2016年宣布将以15年“国家发展日程”取代已实施数十年的“五年计划”制。两国对未来的国家发展做出了中长期规划,为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进行必要的国际战略对接也成为一项重要选择。由此可见,中印发展理念和战略的对接目前虽面临不小的困难,但实现对接的客观基础条件仍然是存在的,对这一问题也不必过度悲观。


“摇摆国家”定位对中印战略对接的挑战

尽管我们高度肯定中印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对接的正面价值,但两国对接迄今进展有限仍然是不争的事实,而印度作为“摇摆国家”的骑墙态度是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摇摆国家”借鉴自美国政治名词“摇摆州”,指的是态度不定但对国际秩序发展走向有关键性影响的一些新兴国家。上世纪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和联合提出不结盟的主张,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核心,令其在与其他大国交往时左右逢源,多方获益。这种姿态虽有调整,但其“谋求自主”的战略底色和“相机调整、多头得利”的投机性策略则基本延续至今。

这种摇摆性的表现就是,对与别国的合作态度比较暧昧,有所保留,且经常转变方向,一面释放合作信号,一面又进行制衡,形成“对冲”。诚如作者所言,对华合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外交中的总体基调之一,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声音,印方甚至还参与了第三方制衡中国的战略,大大损害了中印互信,也制约了中印战略对接。近年来,印度的对华对冲政策进一步延伸,对冲程度也明显上升,再加上美国“楔子”战略的挑拨,中印合作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针对这一严峻现实,作者明确指出,要在中印领土争端问题的危机管控、增进地区合作和加强大国协调等方面加大投入,防止印度对华“对冲”战略走向失控,避免印度对华制衡与对华竞争的恶化。这一思路超越了略显简单化的合作-对抗二分法和静态思路,强调了要借助有效的综合性政策设计 ,动态地“管控”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颇有现实意义。

对中印领土争端,作者认为目前加强管控并防止事态升级是唯一的现实出路,建议中方树立底线思维,以实力控制局势,大力提升处理边界事物和掌控边境局势的硬实力,包括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后勤供应保障能力、加快高新技术在边防中的应用等。作者同时也强调,要加强边界议题上的沟通,减少猜忌,避免新的边界摩擦,促成印度对华认知发生积极变化,防止因认知错位而陷入螺旋上升的“安全困境”里。

印度对华对冲的另一表现是,谋求构建以印度为中心和主导的区域合作体系,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性合作,甚至以逐步涉入南海事务来牵制中国。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并加强与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印度对此充满警惕,总体持消极态度。印度部分分析人士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认为其目的是消除印度洋沿线国家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的担忧。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三大经济走廊建设更是刺激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认为这与印度在南亚及周边建立主导权的愿望相冲突。为此,印度积极拉近与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是中国邻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伙伴国,也是印度的重点拉拢对象。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初,印度就表明了加强与越南合作的意愿。2014年,印越两国签署协议,扩大在南海的油气开采。印度还向越南提供贷款,加强防务合作。这些措施着眼于牵制中国,对中印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对接有不利影响。

印度还加强与域外大国合作,企图从外部制衡中国崛起。印度联合日本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号称是要携手促进亚洲与非洲的联系,推动非洲大陆发展,但印日分析人士均不讳言将其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冲的战略意图。印度在“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中表现活跃,借美国力量来制衡中国,2022年2月又邀请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在内的46国参加“米兰-2022”联合军演。印度借重域外大国力量的确有助于印度增强影响力,但也对其战略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构成了约束。印度与大国利益捆绑的加深,在未来可能导致其做出“身不由己”的选择,甚至动摇“战略自主”的传统,被迫选边站队。为减少这种对冲战略带来的冲击,作者围绕中国与世界大国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三条策略。一是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增加中美沟通交流,缓和紧张,管控分歧。二是稳定提升中俄战略合作,以中俄关系牵制印美关系。三是加强与日本、欧盟等的务实合作,减少印度对冲战略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总的来说,就是要维持、发展好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缩减印度从中渔利的空间。

这里要补充的是,中印缺乏应有的互信,两国之间又存在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印度在对华关系上摇摆不定,频繁诉诸对冲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经常性地将中国出台的周边合作倡议视为针对印度的图谋,对中国的对外方略缺乏“安全感”。这就导致印度近年来在中印关系上频频做出不理智选择,其结果反而进一步损害了印度自身的利益。


结语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深刻挑战,国际局势极端复杂,各国的发展任务均极为繁重。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印两国如能摒弃成见,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则两国都将从中获益良多。中印战略对接不必局限于中印之间,也可邀请其他相关国家加入对话与合作,为中印关系添加“润滑剂”。不过,这里也要提防第三方的挑拨,要有理性、有底线地看待中印之间存在的问题,采取灵活方式进行“软处理”。中印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对接涉及多个领域,对接步骤应先易后难,从经济、文化等“低政治”领域逐步向“高政治”领域推进,对一些问题实现“脱敏”,从而达成合作。

《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与印度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对接研究》一书着重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中印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对接,这方面的观点极富启发,但关于文化领域的叙述则较少。实际上,中印战略对接是理念和制度的对接,也是民心和民意的对接,因此要促进两国民间交流与合作,实现民心相通,依托有利的社会舆论拉近两国距离,夯实战略对接的基础。目前,中印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似乎正陷于僵局,若强行在在这两个领域推动对接,或许只能事倍功半。与此不同的是,人文交流更易为民众所接受,这一领域的对接所受阻碍或许会更少。因此,两国或许可以考虑采取措施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帮助两国民众更全面地了解对方情况,以“民相亲”推动“国之交”,以人文交流领域的战略对接助力政治经济战略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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